2021關於精選呼吸科醫生個人工作總結

作為一名優秀的呼吸科醫生，學會寫工作總結很重要，那麼一篇好的工作總結該怎麼寫呢？下面由本站小編給大家分享2021關於精選呼吸科醫生個人工作總結，以供參考。

我自6月份參加工作至今已經5個多月了，在醫院、科室領導的關心及同事們的幫助下，較好地完成了各項工作任務，使自己較快地熟悉了新的工作環境，在工作態度、專業技術水平等方面均取得較大的進步，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端正工作態度，熱情為患者服務

作為一名醫生，為患者服務，既是責任，也是義務。我們醫院對於內陸居民來説還是新生事物，要想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強做大，我認為首先要提高服務質量，讓每一個就診的患者滿意醫.學教育網蒐集整理，並以此來擴大我院的知名度。參加工作以後，我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質和業務道德水平，擺正主人翁的心態，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竭盡全能地為患者服務；耐心對待每一位患者，不管自己多累，都不厭其煩地做好解釋和溝通，爭取將兩好一滿意工作落實到實處。

二、認真負責地做好醫療工作，提高專業技術水平

1、堅持業務學習不放鬆。參加工作後我仍然堅持每天學習，每天掌握一種疾病；同時不忘學習本專業研究的新成果，不斷汲取新的營養，鍛鍊科研思維；

2、堅持“精益求精，一絲不苟”的原則，工作過程中嚴格按照醫療操作常規進行，避免醫療事故及差錯的發生；在工作中不斷豐富自己的臨牀經驗，時刻保持謙虛謹慎，遇到不懂的問題勇 於向上級 醫師請教，努力提高自己綜合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嚴密觀察病情，及時準確記錄病情，對患者的處理得當；作為一名新醫生，戒驕戒躁，精神飽滿，不斷學習。

三、嚴格要求自己，積極為醫院的發展建言出力

作為醫院的一員，“院興我榮，院衰我恥”，建言出力謀求醫院更大的發展是義不榮辭的責任。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基礎上，積極為科室的發展出謀劃策，希望明年的工作量能夠再上新高。

總結2009年，在醫院領導和同事們的幫助下，我的各項工作完成地較為圓滿，但是我不能有絲毫的鬆懈，因為以後的工作還會面臨更大的挑戰和機遇。同時與其它先進同事相比還有差距，在今後工作中，我要繼續努力，克服不足，創造更加優異的工作成績。

呼吸科醫生個人工作總結

呼吸科醫生：幾多歡喜幾多憂愁

隨着醫學科學的進步，各類疾病不斷被攻克，醫生們的本領日漸強大。然而呼吸科醫生們的情形卻並非如此，他們在享受科學進步帶來的醫技水平提高的同時，也由於對某些疾病看似能治而最終不治的結果使得他們的地位變得岌岌可危。在不久前的全國抗感染會議上，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醫務處副處長、呼吸科副主任曹兆龍在談到呼吸科醫生的處境時感慨地説，“一直以來，呼吸科醫生由於只會治肺炎，所以不論是在臨牀上還是在醫院裏的地位都比較低。可是現在隨着介入、移植等治療的增多，肺部感染患者的情況變得越來越複雜，呼吸科醫生連肺炎也不會治了”。此言一出，立即引發了在座醫生的一片唏噓。那麼呼吸科醫生現在究竟是何現狀呢?為此，本刊記者採訪了幾位呼吸科醫生。

呼吸科醫生在進步

友誼醫院呼吸科副主任醫師劉鬆認為，隨着醫學科學的進步，呼吸科醫生的診療技術水平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只是進步相對緩慢一些，不似心血管科，介入手術一實施，某些心血管疾病便立即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

“內科不治喘，外科不治癬”、“醫生不治喘，治喘丟了臉”，諸如此類的順口溜對於一些中、老年醫生是耳熟能詳的，也是當時哮喘難治的真實表述。過去呼吸科醫生認為哮喘就是氣管痙攣所致，是感染，治療採取的是全身性的激素療法，對人體的副作用很大，療效卻不理想。近一、二十年醫學界對哮喘發病機制的認識逐漸清晰，認識到哮喘的本質其實是一些特定炎症細胞參與的氣管的非特異性炎症，基於此種認識，採取更有針對性的局部吸入激素的方法治療，而且選取的是高度脂溶性的激素，保證激素進入氣管後只在呼吸道上皮細胞局部發揮作用，而不吸收入血。與過去相比，激素導致的全身性的副作用小了很多。

現在，除卻治療哮喘的用藥更加科學有效之外，局部用藥的吸入的裝置也科學了很多。眾所周知，哮喘屬於下呼吸道的病變，下呼吸道的直徑只有2-5υm，氣霧劑噴出的顆粒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顆粒太大進入不了下呼吸道，便在上呼吸道沉澱下來，起不到對哮喘的治療作用;顆粒太小則直接進入到肺泡裏，不僅起不到治療哮喘的作用，而且還會吸收入血液，引起全身性的不良反應。過去的裝置激素顆粒很大，噴出來時都能看到明顯的氣霧，現在新氣霧劑的顆粒則能保持與下呼吸道直徑相符的大小，便於吸收，哮喘的治療效果和預後都明顯改善。現在人們在門診能看到大量的哮喘病人，因為他們不再象過去那樣需要住院治療或是病情突發總需要看急診，而只要過一段時間來開些藥就能很好地控制病情了。 過去如果氣管腔裏面長一個良性的東西，手術治療不僅需要把長了東西的這段氣管全部切掉，而且氣管下邊的肺組織也要切除一部分，損傷很大，瘢痕也很大。而現在只需將氣管鏡沿着氣管送下去，把局部燒灼掉就可以。劉鬆過去曾遇到一個患者需要做氣管插管，插管後氣管有些損傷，這很難避免，但恰恰這是一個瘢痕體質患者，因氣管插管導致的氣管損傷修復後形成了瘢痕，後來瘢痕越來越大把氣管腔堵了。當時沒有很好的辦法，只能採取手術切除，瘢痕非常靠近聲門，最終只能把聲門也一起切除掉，患者從此不能發聲。不僅如此，由於氣管插管的很長的一段都需要切除，切除後沒有人工氣管代替，患者不能隨意昂頭，生活質量變得很差，而這也成了留給劉鬆的一個很大的遺憾。如今他感慨地説：“如果把那個病人放到已經有了成熟介入治療的現在，就不必那麼痛苦，只要做個支架介入，將氣管撐起來就可以了。”

在呼吸科診療技術逐漸進步的同時，呼吸科醫生也遭遇了日益嚴峻的新挑戰。吸道是一個開放的器官，外界的致病菌隨時都可以進入，呼吸道的感染本是很常見的事情。但由於廣

泛的細菌耐藥變異，移植、介入等增多所致的重症肺炎，痰標本不合格引發的錯誤使用抗生素都導致呼吸科醫生的艱難處境。

挑戰之一 痰標本無效致不合理用藥

根據相關診療指南要求，肺部感染性疾病住院患者應同時進行常規血培養和呼吸道痰標本的病原學檢查，依據檢查結果選擇抗生素，然而作為最方便且無創傷性的病原學診斷標本卻存在諸多問題，直接影響治療用抗生素選擇的正確與否。

曹照龍提到，現在醫院裏需要讓患者留取痰標本時，護士將一個小瓶交給病人就完事了，事實上很多年紀較大的病人根本不能將痰吐到小瓶裏去，這樣既不能提取到有效的標本，還造成對病房的污染。有時好不容易獲得了有效的標本，細菌室的醫生卻不能及時檢測，待到檢測時，痰液裏的細菌都已經乾死了，又成了無效標本。

劉鬆還告訴記者，現在所獲得的痰標本更多情況不是來自下呼吸道的痰液而是口腔裏的唾液，由於口腔裏也存在很多致病菌，這種情況之下培養出來的結果絲毫不能説明問題。此外，下呼吸道的痰咳出來時必然要經過上呼吸道，上呼吸道是也是有細菌存在的，下呼吸道的痰液就會因此而受到污染，再加上上呼吸道大量菌羣對其生長的抑制，致最終痰培養的陽性率並不是很高，即便培養出來也不是優勢菌羣，未必能説明病人感染的真實情況。可是很多呼吸科醫生卻將培養結果當作是“寶貝”，選用抗生素時完全按痰培養結果走，今天是大腸桿菌、明天是綠膿桿菌，後天又是白色念球菌了，抗生素也跟着換來換去，用的卻是無一正確。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存在，為了保證送到細菌室的痰液是合格的痰標本，2014年之前該醫院要求痰液送到細菌室之前，技術員必須要先做個痰塗片，檢測柱狀細胞和鱗狀上皮細胞的比例，從而鑑定患者的痰液是否來自於下呼吸道，是否屬於有效標本。但往往是在這途中就遭到污染而影響結果的準確性，後來索性也不做了，結果送達細菌室的標本有一大半是不合格的。

挑戰之二 細菌耐藥致治療無效

作為需經常使用抗生素的科室，抗生素的耐藥性也給呼吸科醫生帶來了無盡的煩擾。曹照龍最近遇到了這樣兩個病例。一個是糖尿病合併肺炎(左肺)的vip患者，醫生對他的救治可謂是竭盡全力，抗陰性菌的藥、抗陽性菌的藥以及抗真菌的藥都用上了，但是十天後通過照片子發現病人的病情還是進展了，不但左邊的肺炎沒治好，右邊的肺也發生了實變。曹照龍心裏明白，“出現這種結局，其實病人離死亡就差一小步了”。果然，儘管後來給這名患者做了氣管插管，上了呼吸機，但還是不治而亡了。還有一名哮喘病人，在外院住院一個月後因療效不佳轉入北大人民醫院。呼吸科給予了大量的激素治療(80mg)，但是收效甚微，3天后，病人出現了發熱伴肺部影像學的改變。

曹照龍表示，象這例患者這樣一輪一輪的抗生素用上去，病人反應不好，除病人基礎狀況特別差外，多半是由於細菌的耐藥性所致。通過1994年-2014年這十年對抗生素耐藥性的監測發現，沒有一個抗生素對細菌的敏感性處於一個水平狀態，或是敏感性有所恢復，幾乎所有抗生素的敏感性無一例外地都呈下降的趨勢。呼吸科醫生所面臨的就是：一方面，醫生現在使用的武器和過去相比越來越差了;另一方面，細菌耐藥的形式則是芝麻開花節節高，一年比一年更嚴峻，這種相反的走勢導致臨牀醫生面臨了殺不死細菌、控制不住感染的嚴峻挑戰。

在細菌耐藥性日益嚴峻的形勢下，臨牀醫生對該如何選擇抗生素、怎麼解決病人的問題

充滿困惑。“現在我們在遇到高齡肺炎病人跟家屬交代預後時，病人家屬常常感到非常不解：‘不就是個肺炎嗎?我們相信你們大醫院的水平，也不怕花錢，但怎麼會越治越差呢’?每到這種時候，我們都無言以對，該怎麼解釋呢，説醫生沒本事還是説細菌耐藥?現在我們科的醫療糾紛有個基本規律，如果病治好了，即使病人花了很多錢，也沒有糾紛;如果是花了很多錢，病人又死掉了，肯定是要發生糾紛的。正是由於這麼多耐藥細菌的出現，給我們臨牀醫生帶來了很大的困擾。”曹照龍無奈地説。

挑戰之三 重症肺炎增多拉高肺炎患者死亡率

肺炎難治除卻細菌耐藥的原因，和重症肺炎的日益增多也不無關係。劉鬆認為，重症肺炎的增多有特定的社會因素，現在社會老齡化問題嚴重，七、八十歲的老人比比皆是，過去年代能活這麼久的老人屈指可數，年紀一大各種心臟病、腎臟病、腦血管病等合併症就隨之增多。同時，隨着目前激素類藥品在各科室的廣泛應用，腫瘤化療患者的增多，器官移植、骨髓移植的普遍，導致免疫缺陷的病人大量出現。而這些人肺部一旦出現炎症很容易進展為重症肺炎。

曹照龍表示，現在經常有做器官移植、骨髓移植手術的大夫指着他説：“你必須把‘這個肺’給我弄好，要不然我們器官移植、骨髓移植手術都做的非常成功，結果卻都死在肺上。”曹照龍心想：如果這個病人沒有器官移植、骨髓移植，他的肺也很好弄，正是由於介入治療、移植治療的增多把呼吸科醫生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劉鬆在門診看病時曾遇到一個發燒十多天不退的病人，做了個胸片發現是肺炎併合並有肺間質的改變，同時病人還伴有腹瀉、無力。當時門診不太認識這個疾病，考慮可能是十幾天抗生素的使用導致了抗生素相關性腹瀉，於是收入院治療。入院常規檢查發現hiv呈陽性，可是患者並沒有交代有艾滋病病史，又複查了一遍結果還是陽性。按規定上報後，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員過來一看，説這個人早就在cdc備案了，是個同性戀，並指着坐在他牀旁的人説，那便是他的性伴侶，也是在cdc備了案的艾滋病患者。如今我國的艾滋病患者越來越多，這樣的患者在門診治療而又不主動交代病史，肯定會被當作是難治性的重症肺炎。

曹照龍認為，現在呼吸科的疾病呈複雜化趨勢，來了一個患者究竟是不是感染，屬不屬於重症感染，臨牀上怎麼治療，不應該僅僅是呼吸科醫生的事情，而應該由臨牀醫師、藥師、細菌室工作人員一起商討，共同決策，只有多方協作才能改善病人的預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