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認識思政課教材在講好思政課中的作用！

第一，教材在教學環節及教學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般來説，教師、學生和教材是課堂教學活動的三個基本因素，也是課堂教學效果提升與改進的三個重要方面。通常情況下，人們關注教學往往更注重教師和學生兩個方面的因素，這也是教育教學當中有關以教師中心為還是以學生為中心之爭的原因。但是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教材在教學中的地位和意義是不能忽視的。在現代教育中，教育教學不僅需要有一套標準、一種規範以及目標和要求，而且更需要強調科學、規律而不是藝術、自由和隨心所欲。因此，教材就成為保證學校基本教育質量的“依靠”和“依據”。同時，教材是教師執教的依據，也是學生學習的依據；教材不但界定了教師教的任務，也界定了學生學的任務。當然，讓教材在教學上發揮作用，並非讓教師放棄主動性，讓教師死教書，學生死讀書。沒有教材或不依靠教材的課堂，教學就會失去內涵、失去方向，教學質量也就沒有了依據，沒有了根基。教材也不是隨意編寫的，它是集中了眾多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的智慧和學科水平，是學科知識的精華、智慧的結晶。

以上對於教材在教學中作用的一般性描述，決定了教材要素在教學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教學中強調教材的作用或意義，表明教學既不能脱離教材隨意安排教學內容，同時又要反對完全依賴教材進行教學、甚至照本宣科。

第二，思政課教材的特殊性是由思政課本身的屬性決定的

思政課教材從傳授知識的角度來看，它與所有課程的教材有着上述所描述的教學的共同特徵，是教師進行教學的依據、是學生學習的參考、是管理者規範教學的標準。但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最為突出的特徵就是與一般課程教材注重理論與知識的不同在於，思政課教材首先是體現在它的政治性與思想性。因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是立德樹人的關鍵課程，是對青少年一代全面發展、特別是價值觀塑造與價值引領的主渠道，是抵禦各種錯誤思潮和觀點對青年一代侵襲的防火牆和清洗劑，承載着“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責任和使命。而銜接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一個重要的載體或介質就是教材。

在筆者三十餘年的思政課執教過程中，也親身經歷過思政課教材編寫和使用的混亂的狀況。實施思政課教材統編制度，體現了黨和國家對加強思政課建設與管理的高度重視，也是牢牢把握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保證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的重要舉措。從2008年全國實施思政課教材全國統編、全國統一使用“馬工程”教材以來，把對“統編教材”使用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檢查各個高校落實中央政策的重要檢查指標。在已經編寫出版的“馬工程”系列的近百種教材中（除思政課教材之外，更多的是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教材），思想政治理論課教材的使用要求最高，目前也是使用最徹底的課程。

第三，思政課教材自身的特性決定了其在教學使用中的特點

目前全國高校思政課統一使用由中央審定、集中了全國知名專家學者參與編寫的“馬工程”思政課教材，主要起到了保證了思政課教材的政治方向；保證了思政課教材的思想高度；保證了思政課教材的理論水平；保證了思政課教材的規範統一的作用。

但是，作為擁有幾十年思政課教學經歷的思政課教師，自己在教學中也曾經遇到過使用教材和具體教學實踐關係的處理中的問題。因為，再好的教材，都不可能讓教師在教學中直接採用。這是因為：

思政課教材是按照學術的邏輯、學術的語言進行編寫的，雖然它在保證了政治性與思想性的同時，也體現了學術架構的完整性。但這種學術範式、學術話語與真正的教學話語還有一定的距離，特別是與當前思政課的高標準要求還存在相當的距離。同時，教材的編寫往往是注重了通用性而考慮不了特殊性，全國各種類型的院校和學生使用通用的教材，本身就要在教學中實施再造。教材因篇幅有限，不可能將更多的教學資源融入其中，而且作為教學遵守之綱，凸顯的是基本的規範，容易造成教材的問題意識和針對性不強等問題，需要對教材體系向教學體系的轉化方面下功夫。

最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在思政課教學中如何使用教材的問題。自己曾經主管思政課教學近二十年，在校內外聽過各式各樣的教師講課，既有年輕教師的課，也有一部分老教師的課。我自己感悟，思政課教師的課講的不好，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處理好如何使用教材的問題。

第一，一部分教師過分依賴教材，沒有吃透教材，甚至照本宣科

在思政課教學中，一般要求教師能夠做到依據教材但是不能夠依賴教材，要能夠做到依託教材但要跳出教材。但是，這説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我們的一些教師、尤其是青年教師在備課和教學過程中存在着對教材內容和體系沒有吃透，導致在教學中不能夠脱離教材、甚至照本宣科的情況存在。

在我的教學經歷中，也曾有多位青年教師或作為助教、或隨堂聽課，課後不止一位教師跟我反映，“原來思政課程可以這樣來上！原來我們以為只要把教材上羅列的理論、知識根據自己所學加以理解再傳給學生即可，殊不知思政課教學還要有這麼多的鋪墊、還要做這麼多的延伸。”這一方面與現在的一些青年教師學科過窄、不能很快適應思政課多學科綜合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和他們缺乏必要的教學經驗、不能夠很快地從學術範式向教學範式轉變的有關。這些青年教師往往處於“興奮”和“焦慮”的矛盾心態之中，既有剛入職渴望迅速站穩講台、得到領導、同行、特別是學生認可的熱情，同時也因缺乏經驗不知如何對教材內容轉化為教學內容進行取捨、特別是因為還存在着許多的“不確定”和“吃不準”而擔心和怕擔責而焦慮；當然也有一些青年教師因工作重心並沒有放在教學上而存在着精力投入不足、教學應付差事而做了教材內容的“搬運工”，因為照本宣科最省事，有些教師直接用別人現成的PPT。

第二，一部分教師以專題教學或個人教學經歷為藉口而脱離教材

我自己在教學管理、教學觀摩當中，也發現有一部分教師以自己多年的教學經歷為藉口、完全撇開教材進行教學，增加了在教學中的隨意性。大致上有以下的情形：

一是客觀地講從2008年實施思政課統編教材以來，我們的教材確實存在着需要不斷完善的地方。前些年是因為教材的編寫體例不適合在教學中使用，我在2015年在銀川參加過統編教材修訂的意見徵求會，作為與會的教師往往都是在肯定每一版修訂後的教材的積極方面之後，有限度地提出一些建議，而當時參會的學生代表直接指出教材的可讀性不強、吸引力不強的不足。特別是一線教師往往因為教材存在的一些不足而對教材研究不足或者根本就不看教材，沒有深挖教材對於教學在思想上、理論上的價值。其實教材中有用的信息和內容還是比較豐富的。

二是有一部分教師平時就不注重加強理論學習，對於黨的最新理論和重要論述（比如黨的十九大報告、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教學的重要論述、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全國教育大會和全國思政課教師座談會上的講話）學習不夠或者就沒有學習。思政課教材是最新的理論成果“三進”的重要載體，如果既不學習理論，又不研究教材，可以想象這樣的教師會把思政課講成什麼樣，或滿嘴過時的語言、或把思政課降低了、或在教學中隨意安排教學內容，這與要把思政課講成“政治上有高度、思想上有深度、理論上有力度、情感上有温度”的要求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