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直播心得范文示例

京杭大运河历经几千年的变迁，是中华文化的一大象征。为了让更多人认识运河，了解运河，举办了有关运河的公益直播活动。以下是本站小编和大家分享《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直播心得范文示例相关参考资料，提供参考，欢迎你的参阅。
 

千年大运河· 文脉颂中华直播活动观后感心得体会1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活着的、流动的重要人类遗产。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形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京杭大运河建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而秦始皇(嬴政)在嘉兴境内开凿的一条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后的江南运河走向。据《越绝书》记载，秦始皇从嘉兴“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大约2500年前，吴王夫差挖邗沟，开通了连接长江和淮河的运河，并修筑了邗城，运河及运河文化由此衍生。

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运河开掘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从公元前486年始凿，至公元1293年全线通航)，前后共持续了1779年。在漫长的岁月里，主要经历三次较大的兴修过程。到了隋朝，隋炀帝动用几百万人，开凿贯通了大运河，这为以后国家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隋代开始全线贯通，经唐宋发展，最终在元代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代人工天河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价值堪比长城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是苏伊士运河的16倍，巴拿马运河的33倍。

京杭运河一向为历代漕运要道，对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曾起到重大作用。十九世纪海运兴起，以后随着津浦铁路通车，京杭运河的作用逐渐减小。黄河迁徙后，山东境内河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浅，南北断航，淤成平地。水量较大、通航条件较好的江苏省境内一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京杭运河的荒废、萧条，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写照。解放后部分河段已进行拓宽加深，裁弯取直，新建了许多现代化码头和船闸，航运条件有所改善。季节性的通航里程已达1100多千米。江苏邳县以南的660多千米航道，500吨的船队可以畅通无阻。古老的京杭运河将来还要成为南水北调的输水通道。

申报世界遗产

2006年3月58位政协委员联合向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从战略高度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

这58位委员中，既有北京、天津、江苏、河北等大运河沿岸六省市的现任政协主席及原政协主席，也有国家文物局的前后两任局长——张文彬和单霁翔。舒乙、王铁城等知名人士也纷纷签名。

第一提案人刘枫委员说，大运河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被誉为“古代文化长廊”“古代科技库”“名胜博物馆”“民俗陈列室”，其历史遗存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绝好实物资料，是中国悠久历史文明的最好见证。站在保护人类文明的高度看，大运河不仅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也为世界所公认。大运河水系绵延数千里，纵贯南北，构成独特的自然风情，孕育出浓郁的线形文化景观，如果再加上还未被很好发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就更加丰富。

“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与长城媲美。”两位权威专家——1985年呼吁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郑孝燮、罗哲文如此预测，“我们坚信，京杭大运河‘申遗’的成功率非常大。”

“大运河和长城在遗产名录上应该是姊妹篇。”刘枫委员提醒说，但是必须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运河的传统功能逐步衰弱，真实性和完整性正在遭到破坏。如果不注意启动有如“申遗”这样重大的、为各地重视的保护工作，她的历史文化、遗迹和自然风光等，将不可避免地退化并迅速消亡，这将是中华民族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京杭大运河的保护与“申遗”工作绝不是某个地方和部门的事。政协委员们建议，应从战略高度，立即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成立由相关部委、有关专家、沿岸政府参加并鼎力支持的研究机构，摸清大运河“家底”，尽快制定大运河整体保护规划，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

京杭大运河显示了我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大运河与长城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保护好京杭大运河，对于传承人类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运河的传统运输功能已经改变，河道、沿河风貌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又面临着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严重挑战。如果再不加强保护，大运河的历史文化遗存、风光景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真实性和完整性就会不复存在，这将是中华民族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对大运河进行抢救性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呼吁

━━唤起公众对大运河重要地位和多重价值的社会认知度，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的保护意识，总结和宣传各地在保护与发掘运河深厚历史文化内涵方面的经验，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大运河的保护与申遗工作，延续运河文脉，传承运河文明。

━━从国家战略高度，建立统一协调机构，制定大运河保护的法律法规，统筹保护与发展规划，调动各方力量，实施有效保护，科学合理利用，造福子孙后代。

━━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要求，重视并启动京杭大运河申遗工作，以创新的思路，正确处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正确处理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切实把申遗的过程变成加强大运河保护与管理的过程。

━━尽快成立由相关部委、有关专家、沿线城市参加并全力支持的研究机构，收集资料，摸清家底，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开展调查研究和价值评估工作，向有关部门提出可行性建议。

━━贯彻科学发展观，在大运河沿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实施过程中，更加注重大运河的整体风貌，确保沿线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使古老的运河重新焕发青春与活力。

为了更好保护京杭大运河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国将“开凿”“数字京航大运河”

2007年5月初在京召开的全国社会发展科技会议提出，我国将在“十一五”期间实施数字京杭大运河专项。

根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一五”规划》，我国专家将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制定京杭大运河住处采集标准，系统开展调查评估工作，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等技术手段建立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综合信息系统。

《规划》介绍，这一系统能将京杭大运河的文字、图片、地图、遥感图像等非空间数据在同一地理参考坐标系下进行统一管理，实现通过文字和图形进行统一管理，实现通过文字和图形进行双向查询、检索并对图象进行浏览、查询、分析和制图，形成基础信息数据库，为实施京杭大运河的保护、研究、展示、管理和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千年大运河· 文脉颂中华直播活动观后感心得体会2

大运河开挖、畅通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因此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运河的“运”字本意为运输，但在社会体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转，“运河”成为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的载体；在文化体系中，运河之运又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大运河内涵、价值的追问，探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路径，或应首先从其脉络源头与历史进程的文化意义谈起。

“大运河”名称的历史变化

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从典籍记载来看，早期运河多称沟或渠，如邗沟、灵渠等，天然河道则称水，如黄河就被称为“河水”。尽管运河历史悠久，滥觞于灵渠、邗沟，甚或更早，但运河名称的产生以及“专称”的确定却是中古以后的事情。汉代“漕渠”名称出现，特指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的西起长安、东通黄河的水利工程。《说文》解释曰：“漕，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记：“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据南宋《淳佑临安志》载：“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二水合于北郭税务司前，……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曰运河，一由西北过德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

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相反“运粮河”一词在北方区域多用来指称漕运河流。明代正史文献虽亦称运河，但《明史》仍称运河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总名曰漕河。”明代其他专书、地方志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图志》《万历兖州府志·漕河》等。事实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且将运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别”；后者则直接称运河：“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

清代水利学家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说：“运道有迹可循，而通变则本乎时势。”运河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运道及其背后时势发展变化的趋势，从渠、沟到漕渠、漕河，再到运河、运粮河、大运河，大运河名称经历了由区域到跨区域、由专称到统称再到专称、由“漕”到“运”或“漕”“运”兼称的不同阶段。首先，漕运是运河的基本功能，以“漕”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称无疑都突出了这种功能，同时，“运河”一词也并未脱离漕运的主旨，而是以“运”字突出了“漕”的状态。其次，漕河、运河等名称都经历了从地方专称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专称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是运河附属功能逐渐增加和社会交流日渐频繁的过程。“运河”一词在宋代出现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时期，运河在保留漕运功能的同时，贸易交流的职能进一步加强，正如陆游所言，运河“假手隋氏而为吾宋之利”，这种“利”一方面是漕粮运输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业运输以及对外贸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浙西运河是其经济命脉，浙东运河还主要承担了对外贸易的功能。最后，运河名称的变化不仅体现了历时性变化的过程，而且区域差异亦可见一斑。宋代以运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于江南地区，辽金元时期，运粮河的名称则多出现在北方，这或许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实践在语言上的反映。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改由山东入海，致使山东境内河道废弃，南北航运中断。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河运漕粮停止，运河的漕运功能结束。不过，在经济崛起和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背景之下，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象征载体的整体性与延续性价值凸显，在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三段运河及其影响下的区域被视为一个具有实际和文化象征功能的整体性的运河带。所谓“运河带”，是指因大运河流经而形成的空间上的带状区域；而“大运河文化带”，则是指置于运河带状区域之上、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由民众创造、遵循、延续的制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总和。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严重的区域差异，而缺乏实际意义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由于运河具有强烈的历史、地域的整合、沟通功能，因此，“文化带”又是一个符号意义上的线性共同体。

大运河文化的内涵

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乃至信仰等。运河文化的内涵也是如此，但同时又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内涵，人工开挖是其区别于其他河道的水利属性；国家制度是其作为文化的一种战略高度；连接南北是其社会属性。从这三种属性中，可以看出运河文化的内涵包括了技术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三大类。

首先是技术层面的运河文化，即运河的文物特性。相对于长江、黄河等河流，运河人工开挖的特点决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辩证地看，这关系中既蕴含着人定胜天的积极态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时势的理性，是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一永恒矛盾的权衡。当这两种思想共同反映在运河河道开挖、疏通、改变及维护的层面上，就形成一种技术层面的文化，可以分为水运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统、整治系统、防灾系统等。其中节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闸坝工程等专门性工程是工程技术的核心。这些完备且颇具技术含量的工程浓缩了历代官员、水利专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与智慧，使得中国古代的运河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运制度，即漕运及运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为曾说：“漕运之制，为中国大制。”（《康有为政论集》）这一“大制”，跨越多个朝代，形成了稳定的运河制度文化。运河所蕴含的制度文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运河河道和漕运管理都属于国家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机构组织、法律规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执政者政治管理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其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义，亦反映了传统制度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特质。二是战略文化。从历史长时段来看，运河线路的延长以及从人字形到南北贯通的一字型的改变，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中国南北的距离，更从国家战略格局上促进了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地缘格局的改变，解决了集权政治的稳定性、区域地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

最后，社会文化，大运河区域的社会文化是由运河及其所流经区域民众所创造、遵循、延续的文化，它是在运河开凿和通航过程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一个以时空辐射为演变特征的跨区域、综合性的文化系统。与其他文化相比，运河社会文化有着显著的“运河”特征和开放、沟通、区域的特性。事实上，运河社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因划分标准不同，而形成了多种文化类型，因此其内涵似难以界定。但总体来看，关于运河社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一方面应强调“运河性”文化的拼盘或多学科组合，如它涉及商贸文化、建筑文化、曲艺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风情等多种门类；另一方面，还应看到运河历史文化是一个整体，从“人”的视角出发，运河文化并非所有的事实和现象，而是人们的行为，以及影响人的行为要素的整体联系的因素。所以，运河社会文化是运河区域民众所创造的文化本身与文化形成过程的结合。

大运河文化的价值与功能

大运河在古代王朝的时间序列和区域、跨区域的空间里实现了功能的价值性延续，对其进行意义追寻，既是文化遗产层面、知识系统层面、民族精神等层面的传承与发展的需求，也是文化传播及战略布局的需求。运河的价值与功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作为文化载体的运河。大运河具有物化和符号化的不同意义，承载了“水利—物质”“国家—社会”“精神—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运河载体，既指实际的运河河道及其附属工程、建筑，也是指人们观念中的大运河，即作为“事物”的大运河在人们观念中所构建起来并清晰存在的形象。大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是指其对文化的聚合、传播、催生的作用。运河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较快地渗入大众生活中，区域间文化的融合性极强，各种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并通过相互接触、交流进而相互分拆、合并，在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载体的“运河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而是一个与运河相关的包含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层面交互作用的统合体。

2.作为文化联结纽带的运河。大运河带是标签性的“线性共同体”，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区域、跨区域特性，该区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区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区域，以及燕赵、齐鲁、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连接南北，并进而通过其他东西之河道及交通枢纽相互联结，形成了经济、文化传播的网络。在这个意义上，运河与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地域的线性框架性格局。同时，大运河分别在宁波和洛阳与丝绸之路交汇，是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的连接线，将草原、沙漠、丝绸之路联系成一个环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通道。所以，运河文化本身的历时演变与附着其上的文化脉络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沟通古今且连接世界。

3.作为生活方式的运河。“运河”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大运河开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活磁场，不仅漕运群体、商人组织、河工人群等因运河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运河流经区域社会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人们不一样的风俗观念。生活方式不会随运河断流而快速消逝，也不会在时代变迁中永远固守，真实而生动地存续于生活场景和基本生活情态中的运河，是最有价值和活力的，它们在日常生活的劳作、交往、消费、娱乐、礼仪等层面得到传承。因此，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旨在唤醒、传承集体记忆，让作为遗产的“物”化运河与作为主体的“人”的边界逐步消失，在断流河道，通过物化的运河遗产构建持续的文化传承；在依旧畅通的河段，让运河所浸润的、人们已经过惯了的生活安静延续。

千年大运河· 文脉颂中华直播活动观后感心得体会3

首先，大运河的开凿意味着新的生命的创造，作为一个规模巨大、历史悠久的系统工程，无论是时间的持续抑或是空间的延展，大运河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出现，在沿运河带的荒野上又呈现出了具有崭新特质的自然生命、城市生命和文化生命。

第一，大运河的开通，使江南和华北地区的自然生命获得了新生。一方面，大运河把原本各自独立的中国六大水系得以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太湖、钱塘江因大运河这根厚重的纽带而联结在一起，中国的自然水文系统相对封闭的状态由此被打破，形成了一个超大的流动的空间，从而激发了自然水系发挥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大运河的贯通改变了其流域经过的自然生态，吸引了大量移民向该区域移居生息。最典型的就是江南一带，运河开凿前原本是地广人稀、林莽茂密、沼泽遍野，还处于半开化的状态，随着早期运河的开通，江南逐渐成为人口密集、世代繁衍、“谷帛如山，稻田沃野”“良畴美柘，畦畎相望”的锦绣之地。

第二，大运河的贯通缔造了无数运河城镇生命的新生。先秦时期，作为蛮荒时代的江南还是城镇稀落，但是随着运河的开凿贯通，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运河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当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是最繁忙的运输大动脉。两岸“行商坐市、常亦数千”，洛阳亦成为最繁忙的都市之一。扬州则因运河成就了经久不衰的繁华，“春风十里扬州路”，使扬州一举拥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其运河码头成了“万商之渊”。而“人间天堂”——苏州因运河通达，所到之处皆可见“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道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最具代表性的是山东临清，因为把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造成运河上一个重要的运输和物流中心，使其一跃成为明清时期“绅士商民近百万口”的中心城市。至于众多的乡间小镇，因其枕河而建，因运而生，随之商业繁茂，客商云集而兴旺发达。如北京通州的张家湾，天津的河西务、杨林，浙北的乌镇、南浔等。大运河构成了城镇发展的生命线，成就了众多城市生命的辉煌和荣光。

第三，大运河造就了文化生命的新生，孕育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景观。大运河在开凿过程中，沿岸所建的埭、堰、坎等，在运河两岸矗立的亭、桥、塔、闸、寺庙等都因河而生，因河而兴。至于文人墨客、帝王将相的书文遗迹，诸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李贽的《焚书》《藏书》，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明代的吴门四才子、东林党人，清代的扬州八怪等无不是与运河水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运河的通达极大地促进了中华各区域文化的交融，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北方文化、甚至岭南文化等随运河的流波而相互渗透。同时，大运河也为新技术(农耕技术、印刷术、造纸术等)的传播开辟了通道，使中华文明日显昌隆。

再次，大运河的开凿使运河沿岸的生命形态得到了充分的养护。无论是自然生命还是人类、城市和文化生命，随着大运河的开凿诞生之后，也因为有了运河的养护而成长发展。虽然有人认为隋炀帝贯通京杭大运河劳民伤财为的是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因此对大运河的开通抱有不屑甚至反感，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不管帝王将相的意愿如何，实际上运河开通之后客观上所存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是对不同生命形态的养护。一方面，运河水滋养了无数的生灵，因其灌溉之利，舟楫之便，鱼虾之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渔业、商贸业、造船航运业等诸多行业的发展，使沿岸经济社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另一方面，运河疏通既有效地承担了分洪、泄洪、防洪的功能，又起到防旱、抗旱的作用。保护着沿岸居民在遭遇自然灾害之时增添了一道保护自己免受或少受灾害影响的屏障。以唐宋以来的江南为例，可以说没有运河的养护，就不可能有江南的富饶，所谓“苏湖熟，天下足”，也正是得益运河航道可以把江南的粮、丝、棉等传运天下以养育生命。